哈贝马斯们认为，由此引出来的问题是，相关的人们必须一起解决他们在如下事项上的意见分歧，即基本的实在法律内容以及进一步实证立法的基本安排。
这和下述情况是一样的：人们运用目标、意愿、动机、价值、感觉、情感、信仰、魅力与厌恶、希望与担心这些范畴来自我表达、或向他人表达他自己的精神状态，而通过限制关于这些范畴所可思考或可言说的可能性，语言也被认为对意图具有一种优先性。（iv）交往必须免于外在的和内在的强制，以便参与者对可批判的合法性主张采取的是或否的立场只受更好理由的理性力量驱使。
因此，作为规范性的原则，宪法契约主义将其重心决定性地放在宪法这个观念上。[28] 【美】弗兰克 I.·米歇尔曼：《总在法律之下》（Always Under Law），载《宪法评论》（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12:235-238, 1995. [29] 对于宪法解释的认同视角（如我们可能称谓它们的那样），参见阿克曼：《背叛的产生？》（A Generation of Betrayal?），载Fordham Law Review 45：1519-36。在一个民主国家，法律通常由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程序来决定。然而，这个特定的担心并无必要，并且也将表明，它为什么会有助于为随后讨论哈贝马斯们的另一个颇为不同的担忧确立一个平台。从第四部分（B节）将予以评论的哈贝马斯的一个论点来看，它就是语言，正是在语言中，诸范畴的存在，是对各个人之自由与平等的承认，是对它们导向彼此之间同等对待的对等义务的承认。
事实上，哈贝马斯们的宪法爱国主义是一种反事实的宪法观念和经验性的共同体情感的混合物。罗尔斯在很大程度上牵涉到这一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背景下， 要从根本上解决黑户问题， 除了要调整计划生育等政策外， 还有必要转变治理思路， 将目前在户口领域仍然盛行的政策治理模式转变为以人权保障为导向的法律治理。
《条例》虽然规定了某些限制迁徙的措施， 但其限制绝不像现在那样范围广泛。按照户口登记制度， 个人户口从一开始就是与其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项。黑户问题不仅给我国的人口和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也对无户口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构成了损害。例如， 2006年《大连市实施〈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办法》规定， 违反《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 要求子女在本市落户的， 须持县级人口与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缴纳社会抚养费证明;同样， 2012年《深圳经济特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1条明确要求公安部门办理出生入户登记， 应当核查申请人的深圳市计划生育证明， 但2009年《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并没有对公安部门提出此项要求。
因此， 国务院与公安部对于户口登记政策的三令五申始终无法真正落实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产生黑户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
四、迈向户口登记的法律治理与人权保障 黑户的政策治理模式实际是我国目前整个户口问题治理模式的一个缩影。如果有关制度使得有些公民无法获得户口登记， 那就意味着其被承认为法律人格之权利受到了侵犯。同时， 政策治理模式也导致了治理黑户问题的实际效果非常不理想。1989年12月发布的《国务院批转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关于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工作报告的通知》就严厉指出， 一些地方违反国家规定， 不准超计划生育的婴儿申报出生户口的现象屡禁不止， 明确要求对出生婴儿不申报户口的问题要严格依法办事。
对此， 《意见》也承认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存在政策性障碍等因素是导致部分公民无户口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的主要原因。目前以合法收养为条件的户口政策虽然具有较大的合理性， 但无法彻底解决非法收养问题仍将导致很多无辜的儿童难以获得户口登记。中国已经签署但还未加入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6条规定人人在任何所在有被承认为法律人格之权利。由此可见， 在户口管理领域， 一方面， 尽管存在《户口登记条例》这个有效的法律， 但这个法律却早就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另一方面， 在法律未修改的情况下， 几十年来的户口制度改革一直是以政策代替法律的方式进行的， 这就导致了很多改革不仅于法无据， 还严重违反现行户口法律的规定。
《条例》对政府妨碍公民进行户口登记的行为并没有规定任何法律责任。对于此项权利， 从原则上， 一个人在法律面前被作为人对待的能力开始于出生之时， 结束于死亡之日[2]。
为此， 有必要改变一直以来通过各种户口政策推进户口制度改革的思路， 转而通过修订《户口登记条例》来实现这一目的。如对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 《意见》规定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 按照随父随母落户自愿的政策， 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而对于未办理收养手续的事实收养无户口人员， 则允许1999年《收养法》修改前已经形成事实收养关系的当事人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事实收养公证， 并凭事实收养公证书和收养人的居民户口簿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因此， 对于中国公民而言， 黑户即意味着其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法律人格无法得到基本的法律保障。2013年儿童权利委员会对中国第三份履约报告所做的结论性意见仍然对儿童的出生登记率不高问题表示关切， 并建议中国简化、精简和便利出生登记程序， 消除一切相关的经济和行政障碍， 改进服务， 包括为父母和监护人提供的出生登记服务。不过， 因为年代久远， 其已不能适应现在的社会现实， 很多规定已形同虚设， 因而大量户口问题实际都不是通过《条例》而是通过政策或者低位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予以调整的。195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户口登记条例》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定且现在仍然有效的唯一法律， 也是目前我国实施户口政策最权威的法律依据， 它确立了我国户口登记、迁移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框架。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对于提高我国人权保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这就导致很多儿童黑户问题， 从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不仅如此， 这一规定还与《户口登记条例》将户口登记视为公民义务而不是权利的规定完全相反。(2) Distr.GENERAL， CRC/C/15/Add.56，7 June1996， para.16. (3) Distr.GENERAL， CRC/C/CHN/CO/2，24 November 2005， para.42. (4) Distr.GENERAL，CRC/C/CHN/CO/3-4， 29 October 2013， paras.39-40. (1) 因收养机构长期得不到合法化导致被实际收养的残障儿童不能获得户口登记的案例， 可以参见黄金荣《权利的法律内与法律外实现:河北天主教会孤儿院的非法生存状态》， 载李培林《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3-24页。
《意见》第一句话就确认依法登记户口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此后， 几乎每次人口普查之前， 公安部门都会专门进行一次户口整顿工作， 并试图解决过去积累的黑户问题， 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
再次， 为了确保个人户口登记权利的实现， 还有必要在法律上规定儿童监护人为儿童进行户口登记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在我国， 户口制度受政策影响极大， 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 各地的户籍政策更是变化剧烈， 差异明显。
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 地方性法规只有不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义务， 而没有不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相抵触的义务。2005年《治安管理处罚法》取消了1986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不按规定申报户口可受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 这也就意味着《户口登记条例》在解决黑户问题上彻底失去了法律强制力如果将国家和地方团体视为不同的公法人, 则我国的地方行政机关实际上具有双重性质, 一方面是地方团体 （省、市、区县和乡镇）的行政机关, 这在我国现行法上被称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实质上即是指地方团体的行政机关;另一方面是作为中央行政机关的下辖机关, 这在现行法上被称为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属于国家的行政机关。根据权威观点, 只有坚持纪法分开, 才有可能使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在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同时, 又能配套联动、相得益彰, 从而形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合力。
应当说明的是, 目前在我国国家机关设置中, 也有一些中央行政机关冠以国家之名, 如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宗教事务局等, 应当说, 这种用法与我国宪法的精神并不完全符合, 并且这些机构都是国务院下属的机构, 并非宪制机关, 因此对我们讨论作为宪制机关的国家监察机关的命名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15]《监察法》 （草案）第十一条规定, 监察官是依法行使监察权的监察人员。
再如, 根据《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 国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根据《宪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22]习近平同志还指出:中国260多万各级人大代表, 都要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 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
1936年, 再度改国号为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其四, 在将监察机关称为监察院以后, 在人大之外的国家机关可以统一称为一府三院 （在中央也可称为四院）, 相较于一府两院一委的称谓更为简洁明快。
这种区分与公法人的概念以及地方自治原则具有密切的关系。[15]目前在我国法院、检察院中即设立有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 法官、检察官在司法工作中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可以作为参考。[2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毛泽东文集》 （第5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第135-136页。参见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4年9月5日）,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第58页。
而且不仅反对, 还要推翻。将设在中央的监察机关命名为最高人民监察院而非国家监察院或中央人民监察院, 符合我国宪法中对国家一词的使用规则, 符合监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而非党的机关的性质, 也可以与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的名称保持一致。
关于国家法人说, 可参见李洪雷:《德国行政法学中行政主体概念的探讨》, 《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 第76-95页;王天华:《国家法人说的兴衰及其法学遗产》, 《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 第83-104页。将监察机关称为监察委员会, 一个重要考虑可能是为了与党的纪律监察委员会保持一致。
称为最高人民监察院, 也可以和与之平行的其他两个宪制机关, 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协调一致。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名称的缺陷 从目前的立法实践和相关讨论来看, 监察委员会很可能作为未来监察机关的统一名称, 国家监察委员会将作为未来中央层面监察机关的名称, [8]但这种机关名称的用法似乎存在隐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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